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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隆多夫：我不拍商业片 跟姜文是“哥儿们”

沃尔克.施隆多夫

腾讯娱乐讯 （文/姜黎） 作为德国电影的经典代表之一，《铁皮鼓》在德国电影史乃至世界影坛上，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。这部电影真实地再现1924～1945年间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人物的精神空虚和道德败坏，并因此斩获同年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大奖金棕榈奖，1980年又获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。

10月12日，恰逢首届德国电影节开幕，《铁皮鼓》导演施隆多夫作为本届德国电影节的荣誉主席，率领德国电影界各代表亲临北京，同媒体们进行了交流。不仅阐述了自己拍电影的价值观，还畅谈了自己与中国影人姜文的关系，称两个人是“哥儿们”。

施隆多夫：我不拍商业片 就好比钢琴家不奏打击乐

腾讯娱乐：您之前曾有过一段在好莱坞发展的经历，那段经历对您有什么影响？

施隆多夫： 我可没去好莱坞，我去的是纽约。这两者区别很大。纽约独立电影制作的比较多，好莱坞则商业片更为注重。

腾讯娱乐：为什么选择了纽约？李胜基

施隆多夫：当时达斯汀霍夫曼打给我说《推销员之死》要被拍成影片，想邀请我，所以我就去了。但这是个充满误会的旅途，因为当时达斯汀说一定要请我做导演是因为他很喜欢我的某部电影，但是我跟他说那部电影并不是我拍的。然后把我拍的《铁皮鼓》给霍夫曼了。（笑）

腾讯娱乐：您如何看待当时的美国电影跟现在的不同？

施隆多夫：上世界三四十年代，美国电影带着强烈的好莱坞烙印，现在就是更偏全球化，看不出任何民族。全球化的艺术很难操作，因为艺术来自灵感，而灵感跟自身环境相关联，生活点滴才是灵感来源。电影只有描写具象、地区、人们亲身感历的东西，才容易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。

腾讯娱乐：有没有想拍多一些的商业主流电影？

施隆多夫： 我不愿意做主流电影，好莱坞的制作人见了我跟见了鬼似的，这是知识分子的坚持， 因为你总不能让钢琴家去演奏打击乐。我对拍摄恐怖片等完全没有兴趣，我更注重正常人，普通人在应对环境、历史变迁时的表现。

动荡环境易早就好电影 跟姜文是“哥儿们”

腾讯娱乐：您之前说踏入中国，自己好像就变成了《铁皮鼓》里的小奥斯卡，为什么有这种感觉？

施隆多夫： 因为中国太大了，我觉得自己非常渺小。中国在地域、历史都称的上是大国，《推销员之死》阿瑟米勒曾写到，每个美国人在床上醒来的时候，都会觉得美国太大，而自己太渺小了。因此，小国的公民常常感到到达完全、清洁、可靠自大，像中国美国这样的大国，人们老觉得太渺小。我很难想象在13亿人口的国家当公民是什么感觉。

腾讯娱乐：在《铁皮鼓》中，奥斯卡心理在发育，年纪身体却停止了生长，这么设定是出于什么考虑？

施隆多夫： 当时拍《铁皮鼓》时，为了找主角，我寻遍了全欧洲的马戏团，但他们都成1）单横坡构造将引发腹板低的阳泉1侧剪力滞系数增大年了，没有小孩的纯真。当时看见一个小孩，外表既成熟又孩童，跟剧中形象比较契合， 孩子扮老人，比成年人装能要容易接受的多。 这个主角其实代表了人类的一个梦想，比如永远不要长大，逃避。纳粹时期，剥夺了成年人的，所以戏里侏儒是种比喻。

腾讯娱乐：年代是德国电影的黄金期，您如何看待当时的德国电影新浪潮？

施隆多夫：我正好生长在德国新电影运动期间，当时这个时期是德国电影最繁荣的时期，从上世纪年代。因为当时缺乏高科技产品，电影作为唯一娱乐，被运作的非常成功，而且那一代人的反抗精神特别激烈。电影人也顺应了当下了潮流，所以反叛类型的电影较多。当时法斯宾德跟我所执导的电影，都在电影中表达了相关的情绪宣泄。我认为好影片总是产生于社会动荡时期。

腾讯娱乐：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后，你有什么韩一磊过去信仰被现在推翻了的吗？

施隆多夫：哈哈，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恐惧。我早期的理想是计划经济，5年计划，平等分配物资，平等快乐的一起生活。（笑）但是我们德国现在实行了混合经济。柏林墙倒塌但实际上让我们更好的剖析了东西德的不同体制，两边不同的生活品质、思想氛围让我的信念动摇了，所以说我对中国的经济事业感到非常好奇，市场经济跟国家调控的同时进行让我感到很困惑，不知道这到底是如何完美交融的，我想大概要十年、十五年后才会知道答案吧。

腾讯娱乐：我们知道您跟姜文关系特别好，能谈谈两个人的相识趣事吗？

施隆多夫： 这是个很有趣的历史，当年柏林墙倒塌时，我刚从纽约回到柏林，担任前东德电影院院长，然后跟电影人呼吁他们回来自筹资金拍片。我在北京的一个法国朋友就给我说，姜文有一部电影需要进行配音，想让我帮助。我同意了以后，姜文就带着一箱子录影带赶到了东柏林，从此我们就认识并共同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。萧煌奇姜文当时给我的感觉特有使命感，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中，马小军躲在床下，看见美女小腿的画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我一看到这个场景就觉得，哇姜文我们是哥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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